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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丨塑造近代中国的十大关键词有哪些?

09-02 专题专栏

会议丨塑造近代中国的十大关键词有哪些? 近代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是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接触、融合和转化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的旧关键词被重新审查和转化,外来的新关键词和“主义”话语大量涌入,它们既相互批评和竞争,又相互吸取和融合,呈现出多元性的思想文化空间,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9年8月17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联合主办了以“近代中国的‘关键词’和‘主义’话语的多元性”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仰海峰到会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位老中青学者,从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出发,围绕近代中国何者属于影响最为广泛的关键词和“主义”话语,它们为什么会被选择,它们如何被翻译、移植和重新塑造,以及中国古代关键词在近代的转化和东西融合等议题展开讨论。

通过会议的深入交流,与会学者初步总结出有可能是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十大关键词:“革命”、“民主”、“科学”、“民族(国家)”、“进化(进步)”、“自由”、“平等”、 “文明”、“社会主义”、“变法(改革)”。

“革命”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从晚清至“文革”结束,可以说中国长期处于革命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在主题报告“名词崇拜:以‘革命’为例”中,探讨了“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逐渐被泛化、被神化乃至被滥用而造成巨大影响的历史。他梳理了“革命”这一名词的演变历程,从《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到近代西方和日本对“革命”的理解被介绍进中国,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邹容、毛泽东等人的论述,“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经历了复杂的沉浮变迁。

耿先生认为,从理论上说,革命是非常态之事,只有经过长期平稳发展积累下来的矛盾到了要总体爆发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如果人为地让社会时时处于革命动荡的境况中,那就不但没有社会发展进步,而且恐怕以往取得的成果也有被毁坏的危险。总之,和平发展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近代中国对革命的迷思,让他感到有必要重温胡适在1920年代末讨论“名教”的文章,思考为何在外国现代宗教能够取代“名教”这类古老迷信,但在中国“名教”却仍能大行其道。

为期一天的会议分为四场不同主题的发言和讨论。

第一场发言聚焦关键词和“主义”话语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河南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张宝明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与“解放”之个案出发,寻找思想史语义背后的潜台词。他认为在国难当头时,“自由”与“解放”在中国往往被当作等质词不加区别地使用,因为它们彼时面对共同的敌人如“奴役”“专制”。但在和平时期,需要细致分辨两者的不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的发言,是对于五四时期传输的“主义”及其论争的评议。他指出,“主义”话语不同于传统儒教的话语系统,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五四时传输的“主义”不少,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主要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等等。一方面,五四时的“主义”很快与政治、政党结合,成为各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或指导思想,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主义”与社团、刊物等公共空间密切结合,社团和刊物成为传播“主义”话语的载体,三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共振关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的发言主题是:何种“平等”?何种“主义”?平等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影响颇巨,至今对社会民众仍然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但平等有很多类型,什么样的“平等”和什么样的“主义”结合,是他探讨的核心。他指出,当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和待遇平等,就形成了近代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尽管依然反对暴力革命,但平等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最终被选择,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平等。而在当代,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现实也对各种“主义”如何看待平等问题提出了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则以“进步”为关键词,考察这种近代经验的跨语际流动与协商。自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进步”(progress)作为面对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一种最本初最真切的震惊体验,逐渐席卷全球。弥漫性的“进步”意识又启发了生物进化的理论。不过十九世纪的一波“进步”体验,在全球范围都受到了反思质疑,人们带着“进步”的困惑走向更加矛盾重重的二十世纪。

第二场研讨的主题是观念史/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的发言,对中国学界在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研究奠基者之一雷蒙·威廉斯的重要著作《关键词》时产生的盲点进行批判。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宪明,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翻译性文本中的“同名异译”与“异名同译”现象。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李跃红,探析了清代后期西学东渐的内在“错位”。他认为西学东渐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西学和中学的关系相当复杂。目前学界对西学东渐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对西学的吸纳,而不是其客观东来。东来与吸纳本应同步,但事实上两者的错位是严重的。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叶平围绕近代中西哲学术语“格义”的范式转变展开讨论。

第三场以哲学术语/概念的语际互动为主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水生提交的论文聚焦于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对汉字哲学术语的贡献。西周创译的汉字哲学范畴,不仅为日本近代哲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石,而且通过当时中国赴日学人的回传对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刚、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杜永宽,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问题。沈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立坤,探讨了“形而上学”概念何以成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关键词。梁启超曾言:“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为第二次。”在韩立坤看来,这两次外来思想观念之刺激,前者发展到宋明时期,即是理学、心学形态的儒家形上学重建运动;后者发展到晚清,则是科学冲击背景下,中国形上学重建运动之兴起。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王格则以“格物穷理”为例,分析了晚明西洋哲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话语竞争。

第四场研讨主要集中于关键词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中心,探讨了现代儒学与人伦的规范性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分析了二十世纪20年代“阶级”的三重内涵及其流行。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徐天娜,也关注相近话题,讨论了“阶级”这一中国现代语境中的政治-社会关键概念的形成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宋逸炜,以《国际歌》的文本传布为例,梳理了近代中国的“国际”概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讲师吕存凯,则探讨了近代中国“平等”观念的诞生的若干问题。

王中江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中西两种文明的相遇和融合,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首先是话语体系和名词概念的转型。近代中国将西方文明数百年的发展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引进,对西方文明进行了高度压缩,也因此造成了很多复杂的情况。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横跨文、史、哲、政等多个学科,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对话是一种有意义、有启发的尝试。他认为今后的研究值得扩展和加强的两个方面,一是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西学译介对日本的影响,二是晚清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对关键词领域的考察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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